延安大学考研，延安大学考研分数线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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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革命队伍里的女同志，是一道风景。她们大都走过一条从叛逆者到革命者的人生道路，逃离旧家庭，投身革命的队伍里，军事化生活强健了体魄，脱落了小姐们的脂粉气与羞涩感，在磨炼出中国现代革命知识女性飒爽英姿的同时，又承载着革命婚姻带来的光荣与苦痛，有的甚至付出了肉体和精神的沉重代价。
1、乘着飞机奔赴延安
1938年8月3日，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主任伍云甫在安排何穆、陈学昭夫妇乘汽车去延安时，特别嘱托他们，“和我们同行的有一个女青年，要我一路照顾她”。
何穆、陈学昭是一对留学法国的博士，一为肺结核病专家，一为重庆《国讯》杂志特约记者，都是当时延安紧缺而欢迎的高级人才。他们通过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介绍，途经西安到延安，所以受到特别的关照。
而这位同样受到特别照顾的女青年，原名温联琛，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刚刚翻字典取了一个化名叫夏沙，时年只有14岁。
她是复旦大学教务长兼政治系主任温崇信的独生女，从小娇惯。抗战爆发后，其父温崇信出任国民政府江苏省太仓县、昆山县县长，安徽省第三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
温崇信祖籍广东梅州，生于江苏扬州，留学美国，后来到武汉、重庆、宝鸡等地任职，与邵力子、李宗仁交游深厚。1948年北平和平解放前夕任市政府秘书长，后去台湾。女儿到延安后，就与其断绝了父女关系。
受抗战进步的革命思想影响，“在武汉时，夏沙曾从家里偷跑出来，准备到延安，在郑州被父亲的朋友从火车上把她拦截下来。到重庆，夏沙还要去延安，父亲不同意，但锁不住她，只好买机票让她去西安。”
在所有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中，乘飞机到西安，夏沙可能是绝无仅有的。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再次形成，重庆方面自有关照，因此，伍云甫也就特别看待夏沙这位奔向延安的革命女青年。
延安革命队伍里有知识、有文化的革命女青年，大都走过一条叛逆者的道路。她们首先是背叛自己出身的中产阶级家庭，投身抗战救亡的革命行列，接受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后，继而更背叛自己曾经出生并成长着的那个阶级和社会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
这给她们首先带来的是一种离家出走、人身解放的无限畅快感。
2、富家千金的理想
1938年3月，原在成都华西坝金陵女子大学读书的阎明诗，离开成都来到武汉，寻找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要求到延安去参加革命。
周恩来亲自接待了这位时任“新生活运动”总会总干事，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谋阎宝航的千金，看其幼小的年龄，问她：“你吃得了苦吗？”她故意提高嗓门，声音响亮地回答：“能，我能吃了苦！”
在等候通知的日子里，她想到：
由于父亲的社会地位，我一直过着教会大学生的优越生活。现在就要踏上革命征途了，还需要做些什么准备呢？我低头看了看脚上的鞋，那是一双进口的捷克皮鞋。这种鞋是不能穿了，它和革命者的身份不相称。我又摸了摸自己的头发，那是梳的披肩长发。我立即跑到附近的一个理发店，理了一个露耳朵的短发，大家看了都说我像个假小子。不久，她被组织安排从武汉乘火车经郑州到西安，再改乘汽车到延安。“我以为，自己踏上了革命的路，也就是革命的人了，不能有一点自私自利思想。因此，一路上把我随身带的钱和衣物都分给了大家。”
这不是杜撰的故事，而是一个个真实的历史细节。
3、歌唱着奔赴延安
抗战爆发后，四川成都街头的宣传活动一度非常火热。时在中华女子中学初中读书的孟于，是十五六岁的妙龄少女，生来副好嗓子，她积极参加学校进步师生组织的“抗日救亡宣传队”，经常到街头、茶馆、集镇去唱歌演讲。
她声情并茂、声泪俱下地演唱着东北人民家破人亡、四处流浪的歌谣《松花江上》（张寒晖作词作曲），“爹娘啊，爹娘啊…”。
后被父亲获悉，得到的严厉呵斥是：“我还没有死，你就哭了？”怎么解释都没有用，一顿狗血喷头的狠骂后，她保证以后不唱了。
不久，她又参加宣传活动，在茶楼里演唱另一首抗日救亡歌曲《丈夫去当兵》（老舍作词，张曙作曲），被一位父亲朋友听到了。
这位关心她的长辈当晚就转到她家，对她父亲说：“你闺女的戏唱得好呀！”“什么戏？”父亲不解地问。“哼，什么戏！‘丈夫去当兵，老婆叫一声，毛儿的爹你等等我，为妻的将你送一程…’”“啊？这还了得！没出嫁的姑娘怎么到大街上、茶楼里唱歌唤夫君呢？”这还成何体统？还有什么脸面呢？又是一次更加严厉的训斥责骂，她违心地再作保证下不为例。
可是，烽火连天，国土沦丧，青春热血为爱国热情和革命理想所鼓舞，孟于再也忍受不了旧家庭和社会的束缚，1939年7月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来成都招生，她毅然报考并被录取。“我和李仲民是偷偷从家里出走的，出发前给家里写了一封信一我们到我们向往的地方去了，请不要找我们…”
半年后，她和伙伴们终于从宜川转赴延安。
4、“宰相府走出的大小姐”
进入革命的队伍，一声“同志”的称呼就让这些思想激进的知识女青年们感慨万千。她们曾经是小姐或太太，但她们无限向往的是人人平等的社会理想。在军事化的革命队伍里，生活供给，精神清洁，她们最初无不感到欢欣鼓舞，意气风发，自觉得已经进入了一个新世界。
孙铮，被称为“宰相府走出的大小姐”。其父孙泽余是安徽桐城人，科举及第，官至汉中道尹，正四品；叔父孙泽公，也是她读书时的监护人，曾留学日本，出任冯国璋政府教育次长、陆军中将；姐夫张先举更是雍正王朝军机大臣张廷玉之后。
抗战爆发后，孙铮从北平第二女子中学回老家奔丧，借读安庆女子中学，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叔父怒不可遏，她干脆登报声明解除被监护关系。
她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的“读书会”和“安徽省抗敌后援会各县流动工作队”，1943年7月辗转到达延安。
她用自己清脆的歌喉为抗战作宣传，在读书会上大胆发言讨论。
“在这些讨论会上，孙铮第一次知道世界上还有一种叫做‘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事，事情做得不好，后来认识到了，可以作自我批评；看到别人的缺点，可以提出批评，帮助别人进步。这使她感到新奇。在她的记忆中，孙氏大家族的人从来都是背后讲别人的坏话，从来都不曾有过自己反省的时候。她仿佛沐浴到一股清风，和煦而有力地荡涤着自己的灵魂。”
为此，她拒绝了家庭提供资金让她出国留学的机会。“大家庭有什么留恋的，连批评自我批评都没有！我不能要这些金银财宝！我要坚决走抗日的路！”
5、奔赴新生活
1938年10月24日，17岁的于蓝随队伍从晋察冀根据地过黄河到延安。这时的延安古城还没有遭到日本飞机轰炸，自1936年底从东北军手中接管过来以后一直保存完整。
傍晚时分，这支小分队步行进了延安城，“城内一派和平景象，人们熙熙攘攘，好不热闹！”于蓝和她一起到延安的伙伴赵路到了招待所，放下背包，让队长去办理报到手续，她们自己却轻轻地跑出去玩了。沿着街道，边走边看，她们“有说不出的欢快和新鲜感”。穿着灰色、蓝色制服的“公家人”，与坐商行贾的老乡们和平买卖交易着。
来到十字路口，她们看到很多人涌进一座非常洋派的教堂改制的大礼堂。
“我俩怀着好奇的心理，也跟着涌进去了。只见里边黑糊糊地坐满了人，歌声沸腾着，台上有两盏灯，后来才知道它叫汽灯，要打足了气才能燃着。灯上边挂着一条红布大横幅，横幅上贴有白色美术体的大字：‘干部联欢晚会’。醒目的横幅再加上‘干部’、‘晚会’这两个词语，在我的人生中是第一次看到，好不新奇啊！”
还有队与队之间互相拉歌的场面、话剧演出等节目，更是令她们耳目为之一新。看过晚会，别人都散场了，她们才想起来自己今晚不但晚饭没有吃，而且也不知道到哪里去睡呢？
赶快按照原路找到招待所，女生宿舍的炕头和地上都睡满了当天来延安的新人们，她们只能见缝插针地将就着熬过一夜。第二天早饭后，填过表格，她们就被编入抗大8大队第5队。一年后，她们又转入中国女子大学。
6、中国女子大学的生活
奔向延安的革命女青年在中国女子大学前后享受着两年红色浪漫的战时共产主义集体生活，并留下终生难忘的美好记忆。
当时我们的生活仅能维持温饱。刚到延安时，偶尔还能吃到大米、白面、猪肉，以后只能吃到小米、高粱米。一度给养供应不上，只能靠粗糙的黑豆过活。…有些南方同学刚到延安时，看到黄澄澄的小米饭还以为是蛋炒饭，吃到嘴里，才觉得粗糙难以下咽。不吃也得吃，硬着头皮慢慢咀嚼，久而久之，就感到粟米之香了。特别是女同志，个个吃得红光满面，身体壮实起来。有人还高兴地写信告诉父母：“延安小米养人，把我养胖了，养结实了。”回想我们几个队干部在一起吃饭，常花几分钱买点酱油、香油、辣椒、醋，往小米饭里一拌，嘿，甭提有多香了。学校只发两季衣裳：夏天一身单军装，冬天一身棉军服，当中没有换季的衣服，手巧的学员把棉花取出变成了夹衣。谁如果带来多余的衣服，会无私地送给缺衣的同学。一旦得知某位学员要奉命到大后方工作，来自大城市的女学员会立刻捧出来时穿的旗袍、大衣，供她挑选。延河成了我们的盥洗室，冬天敲开冰窟窿洗，夏天跳进河里冲。盛夏时分，几个同学相约到河边沐浴，先洗好下衣，晾到河滩上，人躲进河中泡着；待下衣干透，着好再洗上衣。没有肥皂就用石块在河边捶打衣服，要么用草木灰过滤的碱水来洗。物质生活很苦，但在精神上，我们却是最富有、最快乐的一群。最能说明我们心境的，要算是回荡在延河边的嘹亮歌声了。除了睡觉、上课、吃饭，学员们随时随地都在唱歌。早晨唱，傍晚唱，饭前饭后唱，课前课后唱，行军时唱，开大会时更唱，歌声此起彼伏，直唱得地动山摇。
这段幸福时光的最高潮，是1940年的三八妇女节，中国女子大学在延河滩上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
女大有歌咏队、舞蹈队、京剧队、话剧队、篮球队、排球队，经常组织文娱活动和球类比赛。记得有一天，朱德总司令给我们做完报告，兴致勃勃地与我们一起观看篮球比赛，与民同乐，深受感动。
令我最难忘的是1940年的“三八”妇女节，临时搭建的主席台和松柏彩门，四周布满彩旗和标语，身穿一色列宁服、腰扎皮带、排列整齐的队伍，把延河沙滩打扮得格外壮观。当毛主席等中央首长使步登上主席台时，我们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当看到500多名学员穿上我们做的列宁服，表演集体舞，不断变换队形，一会儿三角形，一会儿五角形时，无不感到内心的喜悦。
化妆秧歌舞表演很精彩，雄壮有力的《女大大合唱》激励我们奋进。下午进行的排球对抗赛，抗大男子居然败在女大手下，格外增添了我们的欢乐。
这次演出轰动了延安，并传为永远的佳话。在“公家人”穿着统一制服，灰蒙蒙一片模糊了男女性别的延安，女大学员仿照苏联服装式样，自己组织裁剪缝制出绝无仅有的校服一列宁装。
大翻领，双排扣，腰身收束，将女性青春健美的身材特征巧妙地显露出来，再穿上绣缀着两只红绒线球球的布草鞋，实在是别出心裁，标致极了，也时髦极了。
这样的装束，配上一张饱满红润的面孔，质朴诚恳的颜容，健美结实的身材，就成了后来影响近半个世纪的革命女英雄飒爽英姿标准形象的最初范本。
7、延安中国女子大学的统计
据统计，1939年7月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成立时有学员近500人，出身多为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亦有极少数的女工、农妇和家庭妇女。
其中：
知识分子占80%以上，工人占10%，农民占6%，其他4%。大学程度的10%，中学程度的70%，其他为特别班的程度。最大的41岁(1人)，最小的14岁(2人)，最大部分的年龄在20岁左右。包括不同的21省，以河南、四川、江苏、湖北等省最多，广西、云南、贵州等省最少。此外，还有一个台湾人。
中国女子大学是中共为专门培养妇女干部人才而创办的，是那个时代中国妇女寻求解放，争取女权的象征。女大只存在两年时间，学员主要是从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抗大）、陕北公学（陕公）女生队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办的妇女培训班抽调归并，或公开招生而来，在延安革命女青年中具有普遍的代表性。
由上述统计数字可以看出，20岁左右的年龄，初高中文化程度，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敢想敢干的叛逆性格，是奔向延安的革命女青年的主流属性。她们接受恩格斯、列宁等无产阶级经典作家关于妇女运动的理论阐述，相信妇女解放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一部分，只有消灭了私有财产，在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实现妇女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翻身解放，获得与男子同等的权利和地位。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妇女只有在民族解放和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先决条件下，才能最终获得自身的解放。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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